一

广州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大都市。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广州越来越显得自信和大气，尤其以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为目标的战略的提出，更体现了广州决策者们引领城市实现超越自身原有发展样态的宏大气魄。

自从近代以来，人们都把广州标定为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这种标定是合乎实际的。广州确实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断走向兴旺并为国家乃至世界创造了机会。但不论在世界还是中国，要真正获得世人的尊重和敬重，仅有发达的工商业是不够的。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就是一个商业的民族，但没有由于犹太人的商业成功而使其获得世界的尊重。相反，正是犹太人的商业特性使其备受世人非议，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形象几乎都是自私自利的奸诈财迷。马克思也认为，犹太人招惹嫉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过于商业和过于金钱。他指出，“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因此，犹太人的解放只有当社会消灭了做生意及其前提，才是可能的。这些年来，广州一方面在收获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繁荣与富裕，另一方面也不断地遭受所谓“文化沙漠”的冷嘲热讽。我们尽管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批驳这种不公正的指责，但我们是难以改变人们心底里的标定的。其实，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发达的商业可以造就出令人羡慕的繁荣与富裕，但仅有商业却难以唤起人们对于这种繁荣与富裕发自内心的敬重。究其原因，也许就在于“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时下，广州在提出建设国际商都的同时，响亮地提出培育和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这是广州决心超越自身发展样态，重铸发展灵魂与气质，实现城市内涵的更新与提升的一种宏大气魄。

二

广州致力于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何以可能？一般而言，世界文化名城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是对于世界文明，尤其是近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本源性意义，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地。欧洲的文学、艺术、宗教、建筑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等等，实质上都是这种本源性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古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几乎成为欧洲在相当长时期里的样板，西方所谓古典式建筑就是指由古希腊和罗马等地建筑所开创和形成的风格。古希腊的美术也成为西方美术发展之源和膜拜的对象。公元前776年奥林匹亚举行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创了现代最大的世界性体育运动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潮也是发端于雅典和罗马的政治。罗马时期所形成的法律体系也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和世界。连欧美许多国家国徽上的鹰，也是来自于对罗马人的模仿。因此，恩格斯大为感慨地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第二是近现代发生过具有世界性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事件，并产生和汇集了较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如伦敦、巴黎等。你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艺术家、文学家、学者以及政治家居住过的房子。因为这些房子都悬挂有由大伦敦市政厅通过专家遴选而授予的蓝底白字圆牌子。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产生和汇集过大批历史名人。历史上最革命的和最反动的人物都曾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和工作，因此，它被人们誉为“最不反动和最不革命的地方”，因而它具有容纳多元的气度。伦敦也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首都，如今仍然以英联邦国家首都的地位影响着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大不列颠博物馆是世界馆藏最丰富的博物馆，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资源汇集地和学术朝圣地，也成为世界各国游客旅游的目的地。尤其对于中国和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那里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期读书和理论研究的地方，一个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所谓“马克思脚印”的传说，使它的圆形阅览室成为世界许多左翼人士的情感寄托的重要圣地。大不列颠图书馆有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典籍、档案，成为世界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等等。巴黎则是近代欧洲革命的重要中心。一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极大地鼓舞着世界各地新兴阶级去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巴黎公社”的原则则展示出对一种新的政治文明的追求，成为激励世界无产阶级的重要思想。巴黎长期以来还以其新锐、浪漫、感性的文化性格，成为世界学术与艺术新思潮的发源地，成为引领世界时尚之都。这类世界文化名城的共同特点是发迹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其所在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扮演过世界列强的角色，因此，多数具有殖民的历史。这一特点不仅使其拥有来自世界各地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物，也往往成为世界规则和世界组织的发起地。

第三是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性格与特征鲜明，成为世界文化大观园里显示度较高的独具一格的文化样态。世界文化发展生生不息之奥秘在于多元和多样，正是这种多元和多样，才不断激发人们去探寻、去创造，世界文明也因此而色彩斑斓，魅力无穷。为世界文化发展保留其既有文明的独特性，是负责任世界公民的应有贡献。位于意大利佩鲁贾省的阿西西（Assisi）绝对是个小城。虽然那里是被誉为“基督第二”的圣方济各的诞生地和他的灵柩安放地，也有着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乔托的湿壁画原作。但它毕竟是一个袖珍小城，也没有诞生出其他世界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它能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是：“它与它的文化景观和整个区域系统一起，构成了城市历史延续性的一个独特范例”。走进这个小城，你看到的几乎完全保留着中世纪建城时所形成的格局和建筑风貌，她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以其宁静和永不退去的古朴承载着十分独特的历史信息。在那里不论教堂还是民居，几乎所有房子都用当地特有的粉白色石头所砌而成，在阳光普照下永远给人以熠熠生辉的清新与阳光的感受。可以说，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独特样态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就是这类城市成为世界文化名城最重要的依据。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广州不是也不可能是上述第一、二层次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名城。因为我们既不是影响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原生性文化的发源地，也没有产生过对于世界近代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思想与人物。然而，从广州的历史底蕴、所拥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状况和文化特征与个性等方面看，广州是有可能成为第三层次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名城的。

三

广州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和雄厚的文化积累。然而，考察广州历史的演变以及广州之于中国发展，其独特的文化意义最主要的来自于滨海与商贸，或者说来自于基于滨海的商贸。

历史上广东由于地理上偏处一隅，远离中原，秦汉以前，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属于文化上的蛮荒之地。因此，当中原地带儒家文化礼制发展得相当完备的时候，这里还基本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总体上属于文化发展的薄弱地带。然而，“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动乱不断，而岭南则相对稳定”，大批中原人南迁，促进了广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1]与此同时，海上交通贸易急剧发展。不少海外商贾从海上来华贸易，宗教人士也搭乘商贾之便，来华传教。中国商品也陆续通过水路销往海外。人员往来不断频密。广州开始成为中外商贾汇集地，也开始扮演着中国与海外通商的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角色，并带来了“广人”与“夷人”杂处的局面，成为中外多种文化的交通、碰撞、交融的前沿地带。正是历史的这种变迁，广州的地位开始变化，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广州自身的文化发展也开始在本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通、碰撞和交融中酝酿出新的特质。

首先，广州地位因滨海商贸的发展而持续提升。南海神庙地位的变化和后来独口通商地位的确定，就是它的突出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四海，以祈福消灾的礼制。南海神本来仅为掌管四海之一的一位海神。其安放之所本来也仅为“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一处小庙。然而，自从“交广分治”以后，广州地位节节提升。随着海上交通、贸易的日趋频繁，南海成为沟通海外的最主要水域。不仅海外商人频繁来此贸易，而且中国船舶也经广州出行南海、印度洋诸国贸易。广州由此成为中国海上连接世界的重要航线的出发港口和目的港口，这一航线甚至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因此，祈求海神保佑，期盼南海风平浪静、波澄万里，不仅成为民众和官府的强烈愿望，而且成为国家与民生的重要利益所在。因此，也就有公元594年隋文帝下诏修建南海神庙以及后来不断有朝廷遣臣前来祭祀和对于南海神的不断加封，使南海神庙的声名远播，成为四海神中地位最高的海神，也成为外国海商、来华朝贡使节、以及中国海商等出入广州都要来此祭拜和祈祷的神圣场所。显然，南海神虽然曾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封号，但唐玄宗所册封于它的“广利王”应该是最切合官府和民间对其地位的意义认同的。所谓“广利王”就是褒奖它通海以广集天下之利的荣耀。后来历代许多皇帝基本是以这一思路为主去褒奖南海神的。如“广利洪圣大王”、“广利昭顺王”、“广利灵孚王”等等。这种褒奖鲜明地揭示了南海神的世俗意义，实际上也是对于广州滨海商贸城市特质的重要指称。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广州的地位正是沿着滨海商贸的发展而进一步得到彰显的。根据史家的意见，至少在唐王朝，广州就专设“市舶使”，以总管东南海路外贸外交。当时的记载是：广州“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 王方庆传》），“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序》）。广州城内也出现了外国商民聚居为主的所谓“蕃坊”。“广州通海夷道”也在唐代的《皇华四达记》中得到较详记载。唐王朝灭亡后，滨海通商事业继续发展。宋太祖开宝四年，在平定岭南之后，即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行使海外贸易管理权。而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市舶司”是随其后而设的。足见广州市舶司的重要地位。对于市舶之利的重要性，宋高宗皇帝更是直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三）。后来，广州海外贸易的地位一度下降，被其他地方所超越。但到了清代官设洋货行制度，行商兴起。直至乾隆年间，关闭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海关，广州被确定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出现了“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局面。英、美、法、丹麦、瑞典、荷兰、暹罗、巴西、俄罗斯、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商船和商人云集广州，并建有外国商人居住和商务的“十三夷馆”。一时间，广州帆樯如林，彩旗飞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对这种盛况的描述是：“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虽然在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取代了独口通商，结束了广州海外贸易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广州由滨海而商贸而兴盛，甚至在短时期内扮演“东方的世贸中心”的角色的这段历史，不仅使其曾经发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和朝廷库银的重要来源的作用，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交通最为直接和密集的区域。这是历史给予广州文化嬗变的重要机缘。

其次，广州的文化因滨海商贸而不断生发出崭新的特质。岭南地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可谓是中华文化的薄弱环节或落后地带。这一特点使得广州对于外来文化不具有过强的抵御和排斥力。或者说，正是这种文化的薄弱环节，使外来文化较易于在此进入、落地与生存，因而使其成为包容多元之地。因此，随着滨海外贸的发展，广州常有夷人来往，夷人得以与广人杂居，后来出现专供夷人居住的“蕃坊”，行商风盛时期还有专门的“夷馆”等等。夷人的生活习俗以及种类繁多的宗教由此不断在这里落地。外国的科技、教育、医疗、建筑、艺术、工艺以及各种新奇器物等等也不断被引进来。后来随着国运的衰落，外来文化强行输入等等。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外文化在这一地域的并存、碰撞、发酵和交融的局面。因此，这里成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接地带，既成为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国文化向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也由于较早就与异国人群交往，较多接触异国文化而更具包容和开放的文化气度。由此不断发酵并催生出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以“折衷中西”为重要特征的亚种文化——岭南文化。这种文化及其所形成的氛围，不仅使这里成为结束中国封建统治的革命策源地，成为孕育这种革命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沃土，也成为中国文化变革和文化创新的先导。可以说，中国历史的改写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向，都与这一文化息息相关。

四

“折衷中西”不一定是对于广州文化特质的准确表达，但它也大体上传神地概括了广州文化具有基于滨海外贸而来的文化杂交特色与优势。

广州的建筑是广州文化这一特色的直观表现。任何地区的建筑，不论其建造方式、材料、结构体系和装饰造型等等，都是特定文化的对象化和载体。由于广州有过长时期对外通商的历史和属于“鸦片战争”后的条约城市，其建筑中欧风西雨的影响较重。其中包括部分直接就是西式建筑。更多的是体现在中式形制下嫁接大量的西方建筑元素。广州典型的西关大屋，番禺南村的余荫山房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广州的陈家祠采用了广府地区最典型的祠堂建筑形制，并充分地发挥岭南地区建筑的华丽和民间工艺的精细等优长，使其成为广府地区传统建筑的典型杰作。然而，在这座传统的建筑中也少不了对于西方建筑元素的引进和采用。例如采用西方建筑中常用的铁铸构建，用西式生铁柱去支撑连廊，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岭南建筑通透轻盈的风格，以铁铸通花表现民间题材，铁铸构件与石雕栏杆镶嵌等等，都体现了“折衷中西”的特点。

广州的骑楼建筑更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另一杰出体现。骑楼建筑究竟何时出现于广州，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骑楼这一建筑样式借助滨海外贸引进于海外，则属多数人的共识。它之所以在广州落地生根，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适合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征地带的市井经商活动和市民步行，有利于城市化过程中人车分流等。因此，这一建筑样式还一度被纳入广州市政建设的规制。这充分体现了广州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心态。

广州的音乐，特别是“粤剧”和“粤乐”（广东音乐）是体现广州文化这一特质的另一重要形式。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广州地区不论声乐还是器乐都携带有旺盛的包容、开放基因。

以被誉为“南国红豆”的粤剧为例，它是国内“大戏“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从不间断地吸取其他剧种和艺术形式的营养，包括采用西洋乐器做伴奏，吸收西洋歌剧的演唱技巧等等。尤其著名粤剧表演大师薛觉先提出“技通南北，学贯中西”，“不独欲合南北剧为一家，尤欲综中西剧为全体”的主张，更是凸显其艺术的包容与开放。“粤乐”作为一种器乐体类型，个性鲜明，别具一格。它不像西方音乐那样激昂刚健，厚重深沉，也不似中原音乐那样悠深空旷，怀古苍凉。它一扫庙堂的典雅庄重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孤芳自赏和兀傲高深，以一种清脆、明亮、华美的音色和跳跃、活泼、亲切的旋律去与世俗众生的心灵沟通、共鸣，为普罗百姓提供情感慰藉和心灵滋养。因此它成为一种最亲民、最生活、最乐生的心灵鸡汤而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它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一直秉承“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基本取向，坚持以广东民间曲调和粤剧音乐、牌子曲为基础，但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地引进和借鉴外来乐种，包括引进西方化曲目，探索西洋乐器与中式乐器的合奏，使得粤乐题材更加多样，音色更加丰富，具有更强的表现力。

在广州的文化谱系中，最能体现广州文化特质和说明广州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意义的当属“岭南画派”。“岭南画派”实应称为“新国画派”。其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觉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作画的一系列新的技法，力图实现“把中外古今的长处来折衷地和革新地整理一过，使之合乎中庸之道，所谓集世界之大成”的伟大理想，而且在于它推动了中国传统艺术价值观和艺术教育观的现代变革。

中国传统国画擅长写意，追求“遗貌取神”，“不求形似”。它基本属于或抒发文人风雅，或娱悦皇室权贵的小众化范畴。这种艺术价值观与近代以来不断走向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是格格不入的，更是背道而驰的。岭南画派的大师们自觉地顺应和推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强调艺术不是个人的、狭义的、封建思想的，是要普通的、大众化的。提倡艺术表现生活和艺术大众化。主张既以中国画的艺术美来改造中国，塑造民众的灵魂，也以艺术表现民间疾苦和民族的苦难，发挥艺术作为社会变革的武器功能。这一艺术价值观的变革，推动了中国文化走上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也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艺术思想从根本上高度契合，客观上为艺术开辟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可能发展空间。

基于这一艺术价值观的革命性转变，岭南画派的大师在美术教育实践中，一改传统美术教育中师傅带徒弟和一味强调临摹古画的做法。强调学生必须学习中外艺术史，引入写生、素描，平衡临摹古画与对现实生活对象的观察与刻画，尤其重视学生对于光色原理、形体塑造和透视等科学内容的习得。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思想的一次根本性扬弃。其意义既在于推动中国的艺术教育面向生活、社会与人生的转变，也为中国的艺术文化发展走向现代性道路奠定教育、思想和人才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艺术教育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转变所开辟的轨道上演进的。这足以说明“岭南画派”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伟大贡献。

广州文化所固有的包容和开放特性还体现在许许多多方面中。由于长期的滨海外贸的发展，广州拥有大量承载着中外交通历史信息的历史遗迹；广州包容了各色各样的宗教，几乎所有东方的和西方的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存在；广州几乎是中国最不排外的城市，各种不同生活方式人群都可以在这里和谐相处；广州的方言也是“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典型，它不仅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词，也大量借用外来语种，尤其大量借用来自外国语言的语词；此外，广州还在长期的滨海商贸历史中，成长出许多颇具特色的民间工艺，它不同于内地其他地方之处，也在于借鉴和融进了外来文化的元素。仔细考察广州的许多民间节庆、习俗与风情，也不难发现与滨海商贸的关系和外来文化的痕迹。总之，广州的文化因滨海和商贸而转型、兴盛，滨海商贸造就了广州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铸就了包容、开放的文化基因。

五

广州基于滨海商贸而具有包容开放的文化基因，这是历史对于广州的特别眷顾。借助这一文化的发展，广州从原来的蛮荒之地迅速崛起，地位日趋厚重。即使到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选择广州作为举办对外贸易交易会的常设地，广州再次发挥“独口通商”，打破封锁的重要作用。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广州肩负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重托，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领跑者。这些都与广州具有基于滨海商贸的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所形成的文化息息相关。然而，基于滨海商贸而形成的文化客观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性。

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基于滨海商贸而生的文化，具有包容和开放的特质。这种特质的重要表现就是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群，不具有过强的偏执倾向和排外心理。因而任何性质的原教旨主义都难以在此地落地生根。任何外来人等，只要能够带来实际利益，这里的人都能与他共生相处。由此这里一直保有文化上的多元和多样的因素，成为文化创新、创造最富活力的地方。所以，这里曾经是中国油画、水彩、动漫、电影等等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流行音乐以及艺术设计等等的领跑地。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与广州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包容开放气质相联系的是缺乏某种对于义理的固守与坚持。评价事物多以实利主义标准对待之，机会主义心态成为通常处事和处世的主导性心态。这实是商业逐利心态的延伸和折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每逢有“解放思想”的政治号召，这里往往成为很好的策应地。因为这里的文化本来就缺乏对于某种义理的坚持和固守的因子。这也是为什么某种充满机会主义色彩的“灯论”在这里如鱼得水，备受欢迎的原因。

同时，广州文化演变的起始基础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中的欠发达地带，长期以来这个地方被当做“蛮荒之地”和“流放之所”。之所以这个地方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某种意义上正是得益于它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甚至可以说，正是广州文化发展上的不发达，为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提供了便利，成就了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所以，当我们说广州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时，你就要想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它自身的不发达，或者所具有的落后性。否则，我们就会在沾沾自喜中落伍、落后，甚至被无情地淘汰！

包容性与落后性同在其实是广州文化这一特定对象的两个方面。属于一体两面的存在。事实上文化上的包容和开放的另一面并不一定就是落后。因为确实存在着基于文化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包容和开放。这种包容和开放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但就广州文化演变的基础和背景而言，它不属于这一类型。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文化发展上的尴尬事实。

人们说，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先行先试，创造了许多好经验，但理论上的建树却几乎没有，于是就有所谓“广州人会生孩子，而不会起名字”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对广州缺乏理论思维能力和作为这种能力体现的抽象概括能力的批评。这正是文化内生力和创造力不足的表现。

广州曾经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祥地。第一代中国流行音乐的词曲创作者和歌手大都发迹于广州。但是几年的功夫，他们都在广州蒸发了，北漂了。许多人对此耿耿于怀。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由广州文化发展能力所致的问题呢？究其实说，我们可以成为流行音乐这个新生儿的诞生地，但我们无力提供它成长与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基础与条件。

在内地还处于较为严格的管控制下，广州的广播和电视业曾经以其清新活泼的面目得到国内观众和同行的称道。但一旦内地获得与广州相同的发展政策环境，广州的广播和电视业就被迅速抛入二、三流的境地。这里缺的正是支持这一行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生产的能力。

一个珠江电影制片厂，曾经承载着多少珠影人的荣耀。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珠影也曾经为全国观众奉献出不少好的作品。但自从电影行业新制实施以来，政策环境趋于一致以后，文化创造力就成为电影行业竞争力的最根本因素。珠影的落伍就是文化创造力不足不支的必然结果。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为什么广州一直可以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报晓雄鸡，但始终无法成长为雄踞国内文化发展的劲旅？这里面广州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这种文化所内含着的不发达或固有的落后性应该是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思路。因为它的包容与开放，使它容易接纳各种各样新的文化思潮与现象，因为它的不发达和所固有的落后性，使它无力为这个新生的文化体提供足够的营养和成长的空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都为广州文化所固有的包容与开放性而称道，但我们对于其中所蕴含着的另一个方面的因素却基本缺乏应有的自觉，或者没有认真地面对。因此，广州文化发展中的先天不足因素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弥补。前不久，我们作客广州某粤剧团，所见所闻加重了对这一方面的隐忧。时下广州的一些粤剧团体对于重大题材的创作，基本套路是：文学剧本请基本不懂方言和对于广州文化无甚了解的外地作家创作，再让人把普通话剧本翻译为粤语，导演也请非粤剧的外地人出任。我们当时看到正在导戏的就是一位来自西北某省一个京剧团的一级演员。试问这样生产出来的粤剧产品，除了用粤语演唱外，究竟还能有多少粤剧的独特韵味？粤剧出现危机，原因一定是复杂的，但缺乏熟谙广州方言、精通广州文化、能以广州人的方式讲好故事、具有强大创作能力的粤剧编创队伍，一定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如果不能在这一关键性因素有明显改进，不管政府如何重视和支持粤剧事业的发展，它的再度雄起和辉煌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当前粤剧的危机并非粤剧界存在的孤立现象。广州有一个表演水准不俗的芭蕾舞团，也有一个自觉担当起讲述广州故事的歌舞剧院。但编创力量不足是他们共同的瓶颈。尤其以讲述广州故事为自觉担当的院团，缺乏对于广州文化，包括广州历史、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民风习俗、语言特点，职业行当、市井风情，城市景观、以及本土的音乐与舞蹈等等的深入了解和理解，要创作出地道地体现广州文化特色与美丽的广味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发展广州的文化事业，改善广州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文化方位上的状况，除了要继续保有和呵护广州文化中的包容、开放品格外，还要努力持续地改良这里的文化土壤，切实改善全民的文化素养与能力，尤其要千方百计地培植一支热爱和精通本土文化的具有旺盛文化创造力的英才队伍。

六

基于上述对于广州文化的理解和对于广州的文化方位的判断，我们在坚信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光明前景的同时，也体认到这一培育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对于如何培育的问题，虽然本书的作者分别从不同的专业背景做出了不同角度和程度的探讨，但我始终认为，那些意见有些可能纯属书生之见，有些囿于对实际情况掌握的局限而会成为某种片面之谈或肤浅之谈。因此，它们只能表明我们的参与而不能代表主张的正确。不过在我看来，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事业，是全体广州人民的事业。这一事业的成功首先必须诉诸于全体广州人民对于广州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没有这一自觉和自信，就不会有行为的合目的性结果，也就不会有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成功。然而，许多实际的情况反复表明，我们实际上并不拥有这种自觉和自信。而这种状况的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复杂原因。

正如前述指出，广州文化得益于滨海商贸的发展，拥有包容与开放的品格。但广州文化自身并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配合对外开放的大势发展，社会上长期的主导性的倡导是解放思想和学习他国他人的先进文化。所谓解放思想意味着冲破既有东西的束缚。这容易使人们把历史当做包袱和负担。所谓学习他国他人先进文化，则意味着需要不断“拿来”和引进。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客观后果，就是使我们从外面“拿来”不少新东西和好东西的同时，弥漫出一股淡忘、模糊甚至菲薄自己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心理。这也许是历史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代价，但这对于我们致力于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显然是不利的因素。时下，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对于本土文化的意蕴和样态有真正深入的认知？我们的建筑缺失本土的文化元素而与其他城市趋于雷同。我们置身于这些年来新建的硕大公园中，基本找不到岭南园林应有的文化感觉，触目所及与外国公园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在经过治理后的荔枝湾边，我们可以看到崭新的整洁，但就是看不到岭南涌边扶栏的秀美、轻盈与灵动。许多传统历史街区和地标的修建，越来越染上缺失细节审美价值的现代式建筑的毛病。文化认知的缺失，正在使我们的城市失去表征城市特性与个性的文化标识。最令人担忧的是，在广州提出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以后，有的地方前不久还在通过媒体表达建设“欧陆小镇”的理想。其实，即使你真的能在广州建立起很多“欧陆小镇”，那也仅仅是复制“欧陆小镇”，而不可能是世界文化名城。正是有鉴于人们对于广州文化的淡忘、模糊，甚至妄自菲薄，我们认为，作为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最为基础性的“作业”应该是，以切实有效的方式去提高人们，包括市民、学生和官员对于广州文化的认知，从而提升文化的自觉，推动找回文化的自信。我们必须记住并弄清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观点的全部意义！如果我们广州的市民，我们广州的青少年学生，我们那些亲近广州这块土地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广州市的政府官员，都能够习得有关广州文化的许多知识，知晓广州文化的独特样态，进而理解广州文化的独特意涵，欣赏广州文化的独特美感，我们就一定能够拒绝城市建筑中的雷同化，一定能够以灵气十足的柱础支撑起风情秀美的临涌扶栏，一定能够在广州的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诸如“广州的阳光”而不是《柏林的空气》之类的乐曲，至少能够避免牌坊斗拱上的张冠李戴般的错位和移植。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州就一定能够变得更加富具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的灿烂奇葩。这样的广州，一定是距离世界文化名城最近的广州！

参考文献：

[1] 黄淼章等著，《南海神庙与波罗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6页。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1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